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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拐点，中国的宪法治理道路、公民权利时代再无回头路可走。

[16]当大桥洋一断言行政法学缺乏同行政学的联系时，实际上预设了一种行政法学与行政学间的理想关系。就行政法来说，虽然行政法与行政有着紧密联系，但它说到底是法律，而不是行政。

[3]德语中，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就是管理（Walten）。行政法的自主性（可靠性）问题就具有了两个层次。[21]也就是说，即便在当代，也并非所有社会的法律系统都依循严格的符码化，从而进入被卢曼称为法律的实证化的法治阶段。进入专题： 行政法 。但却面临着另外的危险。

于是，我们不禁担心：大桥洋一呼吁的这种行政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趋势是否应当有限度，以保证行政法学不会在这种融合中被消融。行政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而行政法学是应然的科学（Verwaltungslehre als Seinswissenschaft und Verwaltungsrecht als Sollenswissenschaft）。本文所指的具体为第二种理解，但也不回避对前一种理解的讨论。

原属国民大会的总统（含副总统，下同）弹劾权被切割至司法院宪法法庭，司法院职权再次扩充，宪法法院化倾向得以进一步强化。[23]参见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1998年10月28日修正）第293条至303条。德国法的规定，充分考虑到人民权利与法律关系稳定性之间的协调，将法令违宪判决的溯及力限于刑事案件，这在当前情况下无疑是科学的。但也有一些由解释创设的重要制度，并未合并至草案中，如前述之补充解释等。

本节将从上述三个方面对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及草案加以评析。这不仅是维护声请人利益的机制，也是使宪法适应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

[44]吴信华：《再论补充解释》，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五届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6年。大法官会议，以司法院院长为主席。宪法案件之再审，在台湾地区当前的释宪实务中，被称为补充解释，即大法官在已有宪法解释尚须进一步阐明、补充或修正的情况下，再次对宪法有关条文作出解释的活动。尽管审理法并非无暂时处分的规定，但仅限于政党违宪解散案件。

[34]但若仔细考察草案第2条规定的宪法争议案件，可以发现，这并非草案所初创，而早就存在于审理法之中，只不过并非规定在第4条，而是存在于第5条。而与释字第374号解释相隔不远的释字第371号解释，则因确认法官可为释宪声请人而被吸收进草案中。在实践中，大法官曾作成多个补充解释，最著名者如释字第585号解释在释字第325号解释的基础上，扩展立法院之调查权，并明示本院释字第三二五号解释应予补充。因此，以草案为对象，对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拟议中的改革进行介绍和评析，从而揭示台独分子法理独立的真实面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该条文一旦施行，宪法解释不仅不能成为宪法适应社会环境的原动力，反而可能成为宪法变迁的桎梏。但在最关键的表决机制上，草案再次将政府权力放在第一位。

最为典型的是草案第45条。又如禁止宪法案件之再审制度，系移植自韩国《宪法法院法》第39条。

而根据组织法与行为法的基本法理，[8]宪法诉讼法与司法院组织法是处于相同地位的法律，而不再是附属与被附属的关系，宪法诉讼得以成为台湾地区一项新的、基本的、独立的诉讼制度。除大法官释宪外，司法院……本身仅具最高司法行政机关之地位，致使最高司法审判机关与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分离，而按1946年宪法的规定，司法院应定位为最高审判机关。不仅设置了两个四分之三的高门槛，而且通过法定总额、但书等规定，变相将本已很高的门槛再次提高。如释字第374号解释曾规定，判例等相当于命令者，属人民声请释宪的范围。因此，在程序并非立法重点的情况下，准用其他较为成熟法律中的可用条款，就成为审理法立法者的必然选项。第36条和第37条则规定了宪法裁判的终局效力，即对于宪法法庭之裁判，不得声明不服，已经宪法法院为裁判者，不得更行声请。

草案第39条第1项第3款沿袭审理法第5条第1项第2款，规定人民、法人或政党，于其宪法上所保障之权利，遭受不法侵害，经依法定程序提起诉讼，对于确定终局裁判所适用之法律或命令，认其抵触宪法者，可以声请宪法法庭裁判。[26]上述案件，均可参见释字第613号解释大法官许玉秀的部分协同意见书所附的《定缓失效期间或失效期日之大法官解释》，彭茂生制作。

1992年前的三部司法院组织法均明确规定司法院设大法官会议，且大法官行使职权的基本规范，均冠以大法官会议之名，但1992年修正的司法院组织法首次取消大法官会议组织。[27]可参见释字第613号解释大法官许玉秀的部分协同意见书所附的《定检讨修正期间之大法官解释》，彭茂生制作。

这些修改的原初目的之一，是为了提高违宪审查制度的效率，但与之相反，草案中的一些制度安排，不仅没有减轻大法官审理案件的负担，反而增加了其负担。而岛国台湾或中华民国第二共和至少应建立宪法法院，充作最高宪法审判机关。

自然，审理法的弊病也会被草案所沿袭，因此，若谈及与模糊相对的具体（清晰），草案实在难副其名。为凸现总统作为台湾唯一人格象征的地位，强化台湾的所谓对外代表性，台湾当局于1997年通过第四个宪法增修条文，精简台湾省级建置，将台湾省改组为行政院之派出机关，不再设台湾省长一职。[30]参见释字第188号解释解释文。而草案第1条则将上述条文修改为，司法院宪法法庭审理案件之程序，依本法之规定，取消了对司法院组织法的引据性规定。

……其于宪法法庭判决前已确定之案件，除原因案件外，其效力不受影响。黄昭元：《真调会条例释宪案鉴定意见———急速处分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非认为所有借鉴外国法制度的行为均为照搬，亦不否认法律移植之必要性和合理性，而只是说明法律移植这一称谓并不适用于我国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对外国法制度的借鉴。又据审理法细则第13条、第14条规定，大法官会议的重要职责在议，而不在审。

草案第2条列举宪法法庭审理的案件类型，其措辞虽与审理法第4条有所不同，但其意图也是通过直接列举方式规定可审理案件的类型。这些问题都与敏感的统独问题高度相关，台湾地区地方法院法官往往通过释宪方式，将矛盾交由大法官解决。

许桂陶：《我国释宪机关之司法作用与政治性格———以数则大法官解释为例》，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2003年硕士论文。审理法第5条第1项第1款规定，[35]当中央或地方机关……因行使职权与其它机关之职权，发生适用宪法之争议……时，可声请释宪。这一规定，比原来实务中的作法要明确许多。但这一规定不仅无任何理论争论，也从未适用。

由于台湾地区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界与德国法的特殊关系，草案较多地借鉴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所设计的制度大致以德国法为框架。摘要: 1990年后，台湾当局通过修宪、修法、释宪等方式多次策动对违宪审查制度的改革，台湾地区司法院于2006年拟定的宪法诉讼法草案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方案。

审理法在设计程序时并非没有引入诉讼程序因素，但并不构成审理法程序的主流。前者如释字第558号解释，在该解释中，台湾高等法院因在大陆人民出入台湾地区限制发生争议，遂依释字第371号解释声请大法官释宪。

2．对外国法制的照搬 我国台湾地区的违宪审查制度，以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德国的相关制度为模板而建立，在制度上多有照搬之处，此点亦为大法官自己所承认。[6]代表性观点如陈慈阳认为，司法院大法官取向宪法法院符合宪法精神，亦与台湾地区释宪实务发展趋势相一致。